书朋网

第31章 戊戌变法（第2页）

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，北京应试的一千三百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，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，提出拒和、迁都、练兵、变法的主张，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

虽然，此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，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；但这可以说是戊戌变法的一次演习。

公车上书失败后，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，著书立说，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。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、学会、学堂，为变法制造舆论，培养人才。

一八九五年八月十七日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《万国公报》鼓吹变法，并组织了一个强学会。

从思想体系上来说，袁世凯肯定属于维新派。

从年轻时开始，他就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，否则，他的科举之路也就不至于走得那么糟。

在朝鲜他就用“西法”训练新军，可见他对外是呈开放姿态的。

驻节朝鲜十多年，常和西方人打交道，他和清廷那些井底之蛙视野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？

早在一八九五年七月，袁世凯就结识了康有为和梁启超，并替康有为把万言书呈递给荣禄。

一八九五年八月，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时，他是参加者之一，而且是积极分子。曾为学会捐款五百元，还发动别人捐款。

一八九七年十二月，袁世凯上书支持变法的翁同龢，并公开宣称：“时局危险，必须变法，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，应选择用人、理财、练兵三项着力变革。”

事后不久，袁世凯继续上书：“中国目今情势，舍自强不足以图存，舍变法不足以自强。……各国之所以富强者，不过用变法之人，行变法之政；我之所以贫弱者，不过用守旧之人，求变法之治。”

一八九八年三月，袁世凯还在和翁同龢讨论变法。

有明文记载，说袁世凯是“其言必亡必分之道，必须大变法，以图多保全数省”。

不但如此，在变法初期，他仍然是变法的极力鼓吹者。

同年的八月二十四，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决定十月前去天津阅兵，京津一带盛传着天津阅兵时荣禄将要废除光绪的传言。

要废光绪，对于老佛爷来说，易如反掌，为什么非要等到天津阅兵呢？显然这是无稽之谈，是谣言。

但这是谁造的谣呢？维新派和保守派都有可能。

如果是维新派中的激进派，目的在于激化矛盾，促使改革派采取进一步行动，尽快搬开改革的绊脚石。

如果是保守派，目的同样是为了激化矛盾，制造紧张空气，引诱改革派采取过激行动，给镇压改革派找到下手的借口。